科学家——一群从事科学研究的“技术派”越来越受到风险投资的欢迎，同时越来越多科学家“转身”成为拥有技术背景的专业投资人。据扎根张江十多年的莘泽孵化器创始人曲奕观察，近三年来，入驻张江科技园的创业者中，大约有10%是从大院大所里出来的科学家，此前，这类创业者几乎凤毛麟角。

去年底，西湖大学（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该股权投资公司系西湖大学的全资子公司，如此特别的身份，在风投圈并不多见。西湖大学副校长许田表示：“推动‘纸变钱’的最佳组合是让科学家专心做研究，再为他配上一个创新要素齐全的‘软平台’。”由校方担任创投基金管理人，初衷只有一个——让更多科学家的好技术被资本所看见。

今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池中已经完成成果转化近60项，金额远超去年同期水平，其中不少项目是投资人主动找到各学院老师、专家、教授要求入股。

种种迹象表明，投资的触角已经伸向这批最接近科学前沿的人，一个属于科学家的“硬核”创业时代已经到来。

创意还在大脑中，投资人就已找上门

生物大分子的“相变”是最近几年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上一个新兴的热门研究领域，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相关团队不久前在《自然》上发文，揭示了一种体内“液－液分离相变”调控因子。“相变失调是一些疾病的病理病因，许多科学家希望通过相变这个视角重新审视相关疾病，或者通过干扰异常相变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团队在一篇科普文章中道出了“相变”受到业界关注的原因。

莘泽孵化器创始人曲奕

不过令研究团队意外的是，当这个概念“还在脑海中打转”时就引来了投资人。做出这个大胆决定的正是曲奕。她告诉记者，莘泽最新的孵化理念就是“投资科学家”。为此，她常常出没于高校、科研院所的讲座、论坛，从中寻找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与一线科学家交朋友，鼓励他们将好的成果落地转化，将一篇篇论文变成造福社会的科技产品。“未来3-5年，我们计划投资200个原创科学家。”她说。

科学家创业有三大“痛点”：一是产品化前的科研费用，二是产业化的物理空间，三是创立公司的各项繁琐事务，对此曲奕表示，“我们全包了，科学家只需专注创新一件事。”

决定投资清华“相变”研究团队后，莘泽孵化器火速联系了已在科创板上市的国内生物医药CRO（合同研发组织）龙头企业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帮助科学家完成概念验证阶段的大量实验。与此同时，他们在与孵化器共建的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为项目转化预留了一间拥有高端设备的高水平实验室，并承诺为科学家免费提供公司创立前后的人事、财务、税务、行政等服务事宜。

拿到这样一份投资合同，清华研发团队开玩笑地说：“你们已经给了我们一套精装房，我们只要‘拎包’入驻就可以了。”

许田曾担任全球知名科技企业孵化器罗斯博格孵化器科学委员会主席，世界首家基因组药物研发公司、世界首台基因测序仪公司、世界首台蛋白质测序仪公司都是罗斯博格的经典孵化案例。他表示，随着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中间过程越来越短，商业计划、资金、专利、法务等“软平台”的助推变得越来越重要。创业孵化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对的科学家，为他们配备一个能够让其潜心研究的外部平台。

找到优质科学家，就等于找到好项目

不久前，上海迈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婉拒了两家投资机构的投资请求，这家成立仅三年的公司正在为冲刺科创板做准备。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能源电力设备故障预警与定位的高新技术企业，迈内能源公司的创始人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能源智能电网研发中心主任江秀臣，其从事电力设备状态监测、智能感知、故障预警与定位已有十余年。2018年初，一位投资人主动找到江秀臣，表达了对其研究领域的浓厚兴趣，最终双方共同设立了迈内能源科技公司。

事实上，在参加完2019年上海创新创业大赛后，就有不少投资人对该项目表现出了极大兴趣。这也意味着，一个好项目如果投资人不提前布局，很可能会错失投资机会。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徐凯也感受到了来自投资人的热情。他的团队研发的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被誉为中国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四条机械臂平时“隐藏”在一根管子里，待管子伸入病人体内后，它们才各自分开行动。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临床阶段，在全国多家医院试用。

“在实验室里成功一次就算成功，在市场上失败一次就算失败。”徐凯道出了做科研和做产品的不同，目前该项目已投入上亿研发资金，“如果没有投资人介入，产品不可能这么快落地”。

如今市场上不缺资金而缺好项目，为找到有前景的好项目——投资距离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最靠前的科学家已成为风投圈的共同选择。上海交大科技发展研究院技术转移办公室主任刘群彦表示，自2018年起，来学校寻找投资项目的团队明显多了起来。今年上海交大的成果转化已近60项，金额突破3.6亿元，远超去年同期水平。

解开“细绳子”，加速“纸变钱”

如何找到有投资潜力的科学家？同行推荐是个不错的选择。比如，莘泽孵化器能够“挖”到“宝藏”科学家团队，就是经由其过往投资的生物医药公司创始人的推荐。同为蛋白质生物领域的科学家，两人在研发时就有交集，互相引荐也顺理成章。

科学家创业积极性的提高，也为资本界投资科学家打开了空间。这得益于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从体制机制上破除科技成果转化障碍，很大程度改变了科技成果只是“摆在书柜里的论文、封在冰箱里的样品、锁在仓库里的样机”的状态。

科技成果转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一些单位对制度文件理解不充分，实际操作有障碍。上海在“十三五”时期基本完成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供给，“粗绳子”已经不多了，但还有一些“细绳子”束缚着科研人员的手脚。今年6月出台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2021—2023）》就对解绑“细绳子”作了进一步部署。

刘群彦举例说，过去大学老师创办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或需要融资上市时，需要学校出具各种合规性证明。自去年11月以来，在国家及上海市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开展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项改革试点，迄今已对5家由教师自主创办的企业进行了合规性整改——即通过学校评估调查后，认定老师进行的是科技成果转化行为，在弥补学校部分收益后，出具合规创办企业的证明。这大大解除了科学家创业的后顾之忧。

“投资科学家，还需要与科学家创业属性匹配的资金扶持。”曲奕说，投资科学家相当于从实验室阶段就开始做成果转化，而非直接投资已经做过中试的后期成熟成果，这意味着比天使轮更早的‘种子轮’投资就要进入，一个项目的平均转化时间在10年以上，而现在的产业基金一般要求投资4年就退出。为此，他们正在筹划一支匹配科学家创业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相信更多好技术将被资本所看见。